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各路主力转战十余省、长驱数万里，在敌我力量悬殊、自然环境恶劣的绝境中浴血前行，完成了震惊世界的战略转移。

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一支格外年轻的队伍。这群年轻人以青春之躯，直面敌军围追堵截，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以血肉之躯挑战生存极限，始终坚定无畏、毫不动摇。

他们在万里征途中磨砺成长，在烽火硝烟中淬炼信仰，用热血与青春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永载史册的精神丰碑。

出发时，没人知道要去哪里、能走多远。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多位红军领导人都不知道，此行将去向何方。1934年10月，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一次远征。

多年后，当邓小平的女儿问起长征时他都干些什么工作时，邓小平只回答了3个字：“跟着走。”

有人说，长征实际是由一群年轻人来完成的。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

主力红军的长征队伍里，约54%的战士在24岁以下，甚至还有9—12岁的少年。这一走就是两万余里，经过11个省（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是15个省份），渡过20多条大江大河。

采访过不少红军将士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描述此次征途：“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长征前行的每个脚印，都诠释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

长征途中有一位多次身负重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的钢铁汉子，他就是红二军团第五师师长贺炳炎。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南的瓦屋塘与敌军陶广纵队激战，22岁的贺炳炎率部配合主力战斗，右臂骨头被打碎，负了重伤。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贺彪找不到能进行截肢手术的工具，只能用修械所的钢锯给他做截肢手术，没有麻醉剂，贺炳炎咬着手巾忍住剧痛，截去了右臂。手术结束后，贺龙特意要了两块被锯下的碎骨头，包进红绸布以教育干部、激励部队，他说：“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骨头啊！”

贺炳炎虽然失去了右臂，但他怀着为全体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坚定信念继续行军出征，打了不少胜仗。

1935年8月21日，是红二十五军许多官兵眼中最黯淡的一天。当天，军政委吴焕先在部队远征接近陕北根据地之前，于甘肃泾川四坡村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28岁。

吴焕先出身富户，家中原有近百亩土地和一处商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在自家门前当着农会会员和群众的面，烧毁地契、房契与债据，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与拥护，群众纷纷跟随他投身革命。

后来，敌人为报复吴焕先，先后残忍杀害他的大哥、二哥，逼死他的大嫂和尚在襁褓中的侄子；随后又杀害他的父亲和五弟。他的母亲与身怀六甲的妻子被迫流落他乡，最终在饥寒交迫中离世。

这位文质彬彬、酷似教书先生的红军政委，每逢战斗却总是抡起大刀带头冲锋。他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尽管敌人逞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

实际上，长征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自始至终都不只是普通战士，将士们的鲜血是洒在一起的。在红军指战员眼中，把指挥位置设在远离枪炮威胁的后方，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在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人，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年轻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阻，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这也正是我们每每唱起《长征组歌》，唱起“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时热血沸腾的原因所在。

“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没有敌情顾虑的夜晚，战士们“不知东方之既白”。据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李富春回忆，他们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

路漫漫，队伍逐渐适应了在小路夜行，把日间的生活改到晚上，还习惯了边走边睡。

年轻的战士们把背上的包袱换成白色，好让身后的同伴看清。在能够点火把夜行的晚上，他们看到了壮丽的景象，只见到达山顶的部队“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十弯十曲地蜿蜒舞蹈”。

与行军的艰难相比，精神上的愉悦显得那样珍贵而短暂。29岁的邓发在长征结束后曾撰文回忆，在过草地的行程中，他度过了快乐的一晚，大家讲故事、唱歌、吹口琴，当时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文学家成仿吾还受邀讲起他在日本和德国留学的经历，分享学习创作小说、诗歌的历程。

邓发回忆，红军过草地时已出发快10个月，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气候奇寒，战士们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

在充斥着“多远”和“去哪”疑问的行军途中，曾经抗婚出逃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蔡畅用法文唱起的《马赛曲》，常让当时20多岁的康克清“受到鼓舞”，她说：“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有个饭碗，而是为了胜利”

后来人们回溯这次远征，总要提及意志的胜利。

在绵延万里的一追一逃中，红军最终在漫长角逐中胜出。杨成武将军分享过一段对话——两位老人谈论红军作战，一位问：“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另一位回答：“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

“团结”成为一支队伍制胜的关键，而对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显然更理解其背后的力量。

在长征出发后的几个月里，有关作战方针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歇。生死关头总有关于前路的激辩：到底去不去湘西？打正规战还是运动战？进攻还是保存实力？

很快，更符合当时实际的策略得到了大部分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充满交锋的遵义会议，让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此后，这支逐渐成熟的队伍以4次渡过赤水河的战略战术，成功突围。这不仅意味着红军的军事路线正逐步统一，更体现了被共产国际“包办”了多年的这支队伍，也终于开始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决定自己的领导人与路线。

在长征队伍里的医生傅连暲观察道：“红军不只爱朋友和家庭，而且爱祖国和人民大众。”

长征结束后，斯诺在宁夏碰到了强渡大渡河的几位战士，他对他们的年轻感到惊讶。斯诺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写下：“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有个饭碗，而是为了胜利。”